中国
欧盟在华形象困境：政策信号分裂与公众认知模糊
在多重政策信号与分散叙事的交互影响下，欧盟在华形象正逐渐演变为一种“可见却难以识别”的困境。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5日发表 在当下国际传播结构加速重组的背景下，欧盟在中国的整体形象呈现出一种值得关注的状态：并非缺席，而是难以被清晰识别。围绕这一现象，已有的调查数据与研究虽不系统，但所指向的趋势具有一致性——欧盟在中国公众认知中的“模糊化”，正在从个体感受转变为一种具有结构性的传播结果。 一、民调与经验数据：认知存在，但难以稳定成型 从可获得数据看，中国公众对欧盟的认知呈现出一种“低清晰度”的稳定状态。 首先，在跨国舆论调查中，欧盟始终未能形成类似美国那样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国家形象。以Pew Research Center的相关研究为例，中国受访者通常对德国、法国等欧洲主要国家持较为正面的评价，但当问题转向“欧盟整体”时，认知明显趋于模糊。这表明，在认知结构中，“欧盟作为整体”的形象并未完成有效整合。 其次，从欧盟自身的调查体系来看，其对外认知的持续跟踪明显不足。“欧洲委员会”发布的“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长期聚焦成员国内部认同，对外受众（包括中国公众）的系统性数据极为有限。这种“对内强、对外弱”的认知测量结构，使欧盟难以及时掌握其在中国的形象变化。 再次，一些面向企业与精英群体的调查提供了更具体的侧面证据。“中国欧盟商会”在年度报告中多次提及，中国社会对欧盟的认知“存在但不具体”，政策信号“复杂且难以解读”。即便是在信息获取能力较强的群体中，欧盟也缺乏一个稳定、可识别的整体形象。 二、问题的性质：从“传播不足”到“结构性失焦” 深层的症结在于：欧盟对华传播缺乏一个能够整合信息的结构性框架。 在实际传播环境中，关于欧盟的信息并不稀缺。然而，这些信息往往呈现出高度离散的状态，难以在受众认知中形成稳定的意义结构。 从传播机制看，这种“失焦”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信息输入缺乏统一编码。不同来源的信息在价值取向、政策立场和表达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使受众难以将其归入同一解释框架。例如，一方面是合作与开放的叙事，另一方面则是风险与限制的表述，这些信号在没有解释机制的情况下被同时接收，容易导致认知冲突。 其二，叙事缺乏中心节点。在国家传播中，通常存在一个相对明确的“叙事中心”，负责整合对外信息并提供解释路径。而欧盟在中国的传播中，这一中心并不明显。来自不同机构、成员国以及媒体渠道的信息并行存在，但缺乏有效协调，导致整体叙事呈现碎片化特征。 其三，受众缺乏稳定参照系。对于中国公众而言，“欧盟”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也不同于一般国际组织，其制度复杂性本身就提高了认知门槛。在缺乏持续解释的情况下，受众更倾向于以已有认知（如具体国家形象）替代对欧盟整体的理解，从而进一步削弱其独立形象。 在这一意义上，欧盟在华形象困境，本质上是一种传播结构与认知结构之间的错位。 三、政策信号分裂：多重定位的传播效应 这一结构性问题，在欧盟对华政策的表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近年来，欧盟在官方文件中将中国同时界定为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与体制性对手。这一多重定位在政策层面具有现实基础，但在传播层面却产生了明显的“信号分裂”。 具体来看，在气候变化、贸易与投资等议题上，欧盟持续释放合作信号；在技术、数据与产业安全等领域，则不断强化风险与防范的叙事。例如，一方面推进经贸对话机制，另一方面又加强对数字平台和关键技术领域的审查。...
在地缺席：美国对华认知失真的关键变量
当观察者缺席中国现实现场，信息越丰富，误判反而可能越系统化。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3日发布 一、一次餐叙中的认知落差 一位老友自美国探亲归来，与我相约小聚。她在美国停留五个月，行程并不紧张，接触面较广。谈及所见所闻，她着重提到一个感受：一些美国社会群体——包括部分华人——对中国的认知，明显停留在过去。 她举了一个细节：某基督教群体对中国的了解，仍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印象框架之中。 这一观察，与我近年来的判断形成了直接呼应。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已指出，一些美国智库在对华研究中频繁出现“结构性误读”。在近日发表的分析文章中，我指出，China Media Project对中国的研究“缺乏内部视角”。这次对话，使这一判断获得了来自日常经验层面的印证。 问题随之变得具体：为什么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对中国的认知反而可能滞后？ 二、问题的重心不在“信息不足” 直觉上，人们容易将这一现象归因于“信息不充分”，但这一解释并不成立。 当下关于中国的公开信息，从宏观数据到政策文本，从媒体报道到学术研究，其数量与可获得性都远高于以往。对于具备专业能力的研究者而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通常不是主要问题。 真正的问题在于：掌握了大量信息，并不等于理解其运行逻辑。 大量关于中国的信息属于“事实层”，描述“发生了什么”，但战略判断所依赖的则是“机制层”与“情境层”——这些变化为何发生、如何运作、将走向何处。正是在这一层面，认知开始出现系统性偏差。 三、“在地缺席”：认知失真的起点变量 从经验与观察出发，可以将问题的关键收敛为一个更基础的变量：在地缺席（absence of embedded experience）。 所谓“在地”，并非简单的地理停留，而是指持续、嵌入式地进入一个社会的现实运行之中，包括与不同层级主体的持续互动、对制度运行的情境性观察、对社会节奏与行为预期的体感把握。 一旦这一维度缺失，认知系统将不可避免地转向替代机制：依赖既有知识框架解释新现象；使用二手信息拼接现实图景；通过熟悉叙事填补理解空白。这正是许多对华认知滞后的起点。 四、从“缺席”到“失真”：机制如何展开...
中国共产党第一份中央机关报《向导》发刊词
【《无界传播》编者按】《向导》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机关报，1922年9月在上海创刊，1927年7月停刊，蔡和森为首任主编。它以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核心，评述国内外时事、阐释革命主张、指导工农运动和革命统一战线工作，旗帜鲜明抨击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统治，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向导》发行量巨大、影响遍及全国，是大革命时期中共最重要的舆论宣传阵地，被誉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思想旗帜与舆论向导。以下是《向导》发刊词。—— 2026年5月3日 本报宣言——《向导》发刊词 （载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出版的《向导》第一期） 现在最大多数中国人民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敢说是要统一与和平。为什么要和平？因为和平的反面就是战乱，全国因连年战乱的缘故，学生不能求学，工业家渐渐减少了制造品的销路，商人不能安心做买卖，工人农民感受物价昂贵及失业的痛苦，兵士无故丧失了无数的性命，所以大家都要和平。为什么要统一？因为在军阀割据互争地盘互争雄长互相猜忌的现状之下，战乱是必不能免的，只有将军权统一政权统一，构成一个力量能够统一全国的中央政府，然后国内和平才能够实现，所以大家都要统一。我们敢说：为了要和平要统一而推倒为和平统一障碍的军阀，乃是中国最大多数人的真正民意。近代民主政治，若不建设在最大多数人的真正民意之上，是没有不崩坏的。 所谓近代政治，即民主政治立宪政治，是怎样发生的呢？他的精髓是什么呢？老老实实的简单说来，只是市民对于国家所要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宗教信仰，这几项自由权利，所以有人说，宪法就是国家给予人民权利的证书，所谓权利，最重要的就是这几项自由。所以世界各种民族，一到了产业发达人口集中都市，立刻便需要这几项自由，也就立刻发生民主立宪的运动，这是政治进化的自然律，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可以说没有一个例外。十余年来的中国，产业也开始发达了，人口也渐渐集中到都市了，因此，至少在沿江沿海沿铁路交通便利的市民，若工人，若学生，若新闻记者，若著作家，若工商业家，若政党，对于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宗教信仰，这几项自由，已经是生活必需品，不是奢侈品了。在共和名义之下，国家若不给人民以这几项自由，依政治进化的自然律，人民必须以革命的手段取得之，因为这几项自由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可是现在的状况，我们的自由，不但在事实上为军阀剥夺净尽，而且在法律上为袁世凯私造的治安警察条例所束缚，所以我们一般国民，尤其是全国市民，对于这几项生活必需的自由，断然要有誓死必争的决心。“不自由毋宁死”这句话，只有感觉到这几项自由的确是生活必需品才有意义。 现在的中国，军阀的内乱固然是和平统一与自由之最大的障碍，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箝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北京东交民巷公使团简直是中国之太上政府；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财政权不操诸财政总长之手，而操诸客卿总税务司之手；领事裁判权及驻屯军横行于首都及各大通商口岸；外币流通于全国；海关邮政及大部分铁路管理权，都操诸外人之手；银行团及各种企业家，一齐勾串国内的卖国党，尽量吸收中国的经济生命如铁路矿山和最廉价的工业原料等；利用欺骗中国人的协定关税制度，箝制中国的制造业不能与廉价的外货竞争，使外货独占中国市场，使中国手工业日渐毁灭，为使中国永为消费国家，使他们的企业家尽量吸收中国的现金和原料，以满足他们无穷的掠夺欲；在这样国际帝国主义政治的经济的侵略之下的中国，在名义上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实质上几乎是列强的公共殖民地；因此我中华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势不得不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 现在，本报同人依据以上全国真正的民意及政治经济的事实所要求，谨以统一、和平、自由、独立四个标语呼号于国民之前！
首届“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名单
2009年12月，《博讯新闻网》（Boxun News）发布了首届“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名单，引发部分华文网络舆论圈关注。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2026年5月3日发布 《博讯新闻网》是一家服务器设在美国的中文网站，创建于2000年前后，创办人是孟维参（网名“韦石”，英文名Watson Meng）。《博讯网》采用公民记者模式，允许用户匿名投稿。 以下是《博讯新闻网》评选的“2009年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名单。 A-C：艾未未、艾晓明、北风、毕研韬、蔡楚、陈志武、陈行之、陈维健、长平、陈丹青、陈子明、陈彦、陈奎德、崔卫平 D－H：杜光、丁学良、戴晴、范亚峰、 冯崇义、傅国涌、巩胜利、高战、 高耀洁、胡泳、胡平、贺卫方、胡舒立、郝劲松、韩寒、何清涟 J－L：江平、刘洪波 、廖亦武、卢跃刚、李银河、凌沧洲、令狐补充、李悔之、 李大同、 刘晓波、 刘军宁、龙应台 M—T：茅于轼、莫少平、潘石屹、秦晖、秋风、冉云飞、十年砍柴、沙叶新、孙立平、孙文广、 邵建、时寒冰、腾彪、童大焕 W：吴祚来、韦石、王军涛、五岳散人、吴稼祥、吴国光、吴敬琏、王力雄、王康、 汪丁丁、温克坚 X：许之远、笑蜀、萧翰、徐贲、夏明、信力建、夏业良、徐唯辛、徐友渔、熊培云、许志永、谢泳、薛涌 Y：杨锦麟、鄢烈山、于浩成、杨建利、野夫、余杰、于建嵘、杨继绳、杨恒均、袁伟时 Z：章文、张博树、张祖桦、章立凡、周其仁、张鸣、周素子、张伟国、张思之、朱学勤
2026年1-4月中国新建12家国际传播机构，但高校层面几被境外忽视
2026年前四个月，中国密集成立12家国际传播机构，但境外研究仍聚焦地方传播节点，对高校体系的国际传播功能近乎无视。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日发布 一、体系扩展：多层级结构同步推进 2026年前四个月，中国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制度建设明显提速。短时间内，新设机构覆盖高校与地方两个层级，呈现出“人才培养—知识生产—传播执行”同步推进的结构特征。总体来看，共有3家国际传播学院、2家国际传播研究院、7家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相继成立，进一步夯实了多层级联动的组织体系。 从功能划分看，高校侧重能力建设与知识生产，地方层级则偏向传播执行与内容输出。这种分工构成当前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的重要结构基础。 二、高校布局：学科化与专业化加速 在高校层面，2026年3月23日，复旦大学与新华社合作共建复旦—新华国际传播学院，体现出媒体与高校深度融合的趋势。3月30日，广西民族大学成立国际传播学院；4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设立国际传播学院。这三所机构集中创建，表明国际传播已成为高校学科布局中的重点方向。 研究机构方面，2026年1月20日，温州大学成立“中国网络文学国际传播研究院”，将网络文学纳入国际传播研究范畴。4月18日，西南政法大学成立“习近平法治思想国际传播研究院”，显示出特定领域与国际传播结合的深化趋势。这类研究院更接近知识生产与话语建构，其功能与传统教学单位存在明显差异。 三、地方扩展：传播执行网络快速成形 相较于高校体系，地方层级的扩展更为密集。1月13日，长沙市天心区国际传播中心成立；2月12日，漳州市国际传播中心揭牌；2月24日，北部湾国际传播中心问世；3月26日，沈阳东北亚国际传播中心暨沈阳国际传播中心诞生；3月28日，徐州国际传播中心成立；4月10日，菏泽国际传播中心揭牌；4月20日，锡林郭勒国际传播中心成立。 短时间内7家机构落地，反映出地方在国际传播体系中的参与程度显著提升。这些中心通常承担内容生产、平台运营与对外叙事输出等功能，是当前体系中最具“执行属性”的节点。 四、国际研究视角：关注传播中心而忽视高校 需要注意的是，境外现有研究更多集中于中国国家媒体或地方传播节点，而对高校体系基本缺乏系统分析。在这一背景下，China Media Project（CMP）成为少数持续追踪中国国际传播中心（ICC）的研究机构，其相关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 五、CMP研究路径：从组织识别到机制分析 在具体研究路径上，CMP并非从宏观战略入手，而是通过连续个案与结构分析，逐步构建对ICC体系的理解。 2024年6月12日，CMP发表文章More Local Centers for Global...
“对内开放比对外开放更重要”：郑永年观点折射的中国国际传播困境
对内开放比对外开放更重要，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国际传播。 文/毕研韬 一、从“对内开放”到国家能力的内在逻辑 围绕中国发展与大国竞争问题，学者郑永年提出，对内开放比对外开放更重要：如果内部不开放，社会各要素难以形成合力，国家整体能力将受到制约。这一判断将“开放”的重心由外部资源获取，转向内部结构优化。 其核心不在于“开放”的形式，而在于制度是否允许要素自由流动，社会是否能够实现有效整合，以及不同主体之间是否具备基本协同能力。由此可以看到，国家能力的形成，首先依赖内部机制的运转效率，而非单纯依赖外部条件。 二、国际传播的内在基础：内部结构的外显 国际传播通常被理解为对外叙事与形象塑造的问题，但从机制上看，它更接近于内部状态的外在表达。传播内容的稳定性、叙事的一致性以及信息的可信度，均建立在内部结构之上。 当内部能够形成基本合力时，对外传播往往呈现出相对一致且可持续的特征；不同主体之间的表达能够相互支撑，形成整体性叙事。相反，当内部整合不足时，传播往往表现为叙事分散、表达失衡与认知断裂，不同声音之间缺乏协调，甚至相互抵消。 因此，国际传播困境并非单纯发生在外部空间，而是在内部结构中已有所体现。 三、潜规则与话语结构：表达体系的偏移 “内部不开放”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非正式机制对资源与机会分配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下，评价标准容易偏离能力导向，进而改变话语权的分布结构。 具体来看，一方面，长期从事系统研究、对复杂问题有深入理解的群体，往往缺乏进入公共表达体系的稳定通道，其认知难以转化为公共叙事资源；另一方面，一些擅长关系运作与低风险表达的主体，更容易获得话语位置，占据传播资源。 由此形成的，是一种结构性错位：话语权与认知能力并不匹配。其后果不仅体现在信息质量的下降，也体现在公共讨论的表层化。复杂问题难以被充分展开，关键议题被简化处理，甚至出现偏差性表达，对公众理解与政策判断产生影响。 四、从生活经验到国际叙事：转化链条的断裂 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生活改善与个体感受，是国家形象的重要基础。然而，这种基础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国际传播优势，其间需要经过表达与验证两个关键环节。 当内部表达机制受限时，这一转化链条容易出现断裂：个体经验难以进入公共表达体系，叙事缺乏多样性与细节支撑，外部受众也难以通过多元渠道形成印证。结果是，信息虽然不断输出，但难以建立稳定信任。 这种状态表明，传播效果不仅取决于“说什么”，更取决于“谁在说、如何说以及是否能够被验证”。 五、表达收缩与认知变化：安全逻辑的影响 在传播安全化不断强化的背景下，表达空间呈现出收缩趋势。一些议题被纳入风险框架，复杂讨论趋于简化，表达逐步转向策略化。 这种变化带来两个层面的影响：一是表达趋于保守，倾向于回避结构性问题；二是认知方式发生转变，信息判断更多依赖来源与立场，而非内容本身。长期来看，这种趋势会导致认知边界的固化，削弱跨文化理解能力。 同时，表达收缩与内部整合不足之间形成相互强化关系：表达空间越有限，越难形成多元协同；协同越弱，越依赖单一叙事维持稳定。 六、结语：从内部机制重建传播能力 从“内部不开放难以形成合力”这一判断出发，可以看到中国国际传播困境的一个重要维度：内部结构对外部表达的深层约束。当潜规则影响资源配置、话语权与认知能力发生错位、表达空间受到限制时，传播体系难以形成稳定且可信的输出。...
台湾2026年“汉光演习”强化与美军亚太体系的协同
2026年“汉光演习”正在从传统的本地防务演练，转向与美军亚太作战体系的协同对接。 文/毕研韬 一、台湾“汉光演习”是什么 “汉光演习”是台湾地区长期实施的一项年度性防务演练体系，始于1984年。其核心目的在于检验与强化台湾军队的防卫作战能力，涵盖联合指挥、兵种协同、后备动员、城市防卫与基础设施防护等多个层面。 从演习结构看，“汉光”通常分为两个相互配合的部分：一是以计算机兵棋推演为主的指挥所演练，用于验证作战计划与指挥体系；二是以实兵演练为主的战备验证，用于检验部队在真实环境中的机动、部署与协同能力。 近年来，其内容逐步从传统的“滩岸防御”扩展至“纵深防御”“城市韧性”“关键基础设施防护”等方向，反映出防务思维从单一战场向体系化安全结构的转变。 二、2026年“汉光演习”的新特征 就公开信息与既有发展轨迹来看，2026年的“汉光演习”会进一步强化与外部的协同。 其中最重要的趋势之一，是演习设计更强调“体系对接”，即将台湾本地防务体系嵌入更广泛的印太安全架构之中。这种变化通常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情境设定更强调区域联动背景，而非孤立防御场景。演习假设往往不再局限于单点冲突，而是纳入区域态势变化与多节点压力情境。 第二，指挥与通信系统的标准化程度提升，以增强不同系统之间的信息互操作性。 第三，后勤保障与持续作战能力被进一步强化，包括医疗、能源、交通与民用动员体系的整合。 在这一背景下，“与美军亚太体系的协同”成为分析该年度演习时经常被提及的结构性特征，但需要强调，这种“协同”更多体现为制度化互动与技术性对接，而非公开意义上的联合指挥作战。 三、与美军亚太体系的协同机制 从防务与战略传播的公开资料来看，台湾与美军之间的互动主要通过既有制度渠道与技术合作机制实现，其“协同”并不等同于战时联合指挥，而是分布在多个层级的结构性对接。 1.情报与态势认知层面的间接联动 协同的基础首先体现在态势感知与情报理解层面。美军在印太地区长期构建多层次情报、监视与侦察（ISR）体系，包括卫星系统、海空监测网络与盟友数据共享机制。台湾防务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既有合作渠道，获取区域安全环境的相关信息支持，用于提升自身预警与决策能力。 这种协同的关键不在于“共享全部信息”，而在于形成对区域态势的“认知一致性”，即对潜在风险、时间窗口与行动节奏的基本判断趋同。 2.训练与演习设计的经验输入 另一种较为重要的协同形式体现在训练体系的“经验输入”。 美军及其盟友体系在长期联合军演中形成了一套标准化的联合作战流程，包括跨军种协调、分布式指挥与多域作战（陆、海、空、网、电磁等）的整合方法。这些理念通过军事交流、训练项目以及人员互访等方式，对台湾防务训练体系产生间接影响。 “汉光演习”越来越多强调“联合指挥链完整性”“分散式作战能力”以及“抗打击韧性”的设计逻辑，这与美军近年来强调的“分布式作战”“敏捷部署”等概念在方法论层面具有一定一致性。 3.装备体系与操作标准的兼容性提升...
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媒体《京师学人》“自主注销”
一个校园媒体的消失，本不应成为国际议题，但当其被置于全球信息治理与传播安全化语境中，便不再只是个案，而成为观察中国传播秩序演变的一个切口。 文/石敢当 从校园副刊到公共表达平台 《京师学人》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校报体系，长期由学生团队运营，最初定位为校内副刊。随着数字平台的发展，其传播重心逐步转向微信公众号，内容形态也发生明显变化：从以校园新闻为主，逐渐扩展至学术议题、社会观察乃至公共评论。 这种演变并非孤例。在不同国家的高校体系中，学生媒体通常既是新闻实践的训练平台，也是青年参与公共讨论的重要入口。《京师学人》的特殊性在于，其议题不断外溢，逐渐突破校园边界，进入更广泛的社会议题空间。这使其在事实上具备了一定的“准公共媒体”属性，尽管其制度身份仍然属于校内组织。 “自主注销”的制度语境 根据公开信息，《京师学人》在经历多年内容调整与运营收缩后，于2026年以“自主注销”的形式停止运营。从表述上看，“自主注销”强调的是组织行为，但在现实语境中，这一选择往往嵌入于更宏观的制度环境之中。 近年来，中国高校新媒体经历了一轮较为明显的整合与规范化过程，大量学生组织的账号被清理或合并，校园传播逐步回归更加清晰的管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媒体普遍面临三方面变化：内容边界趋于明确、组织责任向上集中、表达风险逐渐显性化。 当这些因素叠加时，依赖相对弹性空间运作的学生媒体，其生存条件会发生结构性改变。《京师学人》的退出，可以被视为这一变化在具体个案中的体现。 外媒为何关注这一事件 包括BBC、《德国之声》在内的一些国际媒体，对该事件进行了报道。其关注点并不局限于一个校园账号的消失，而是将其置于更宏观的叙事框架之中。 从外部视角看，这一事件通常被解读为中国青年表达空间变化、高校舆论生态调整以及信息治理逻辑强化的体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解读本身具有一定的框架依赖性。外媒往往将个案纳入既有认知结构，从而强化其对中国信息环境的整体判断。 因此，这一事件既是现实变化的一部分，也在不同叙事体系中被赋予了不同含义。 从个案到结构：传播安全化的视角 如果引入传播安全化的分析框架，可以获得更具解释力的理解。所谓传播安全化，是指将原本属于公共沟通领域的信息流动与话语竞争，上升为安全议题，并据此实施制度性治理。 在这一逻辑下，信息不再只是交流工具，而被视为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的重要变量。由此，传播活动逐步被纳入更宏观的治理体系之中。 在高校层面，这意味着学生媒体的功能边界被重新界定：它不再只是教育与实践平台，同时也被纳入整体信息治理结构。《京师学人》的消失，可以被视为这一过程在校园空间中的一个具体体现。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趋势并非单一国家特有。在欧美语境中，围绕虚假信息、外部干预与认知竞争的讨论，同样推动了信息治理的强化。差异主要体现在制度路径与执行方式上。 表达空间的重构及其影响 《京师学人》的终止，真正引人思考的，是表达结构如何变化。当传统校园媒体空间收缩后，表达活动往往会转向其他路径，例如更加分散的个人平台、议题的收敛或转移，以及从公开空间向半封闭空间的迁移。 这种变化意味着公共讨论不会消失，但其组织方式与可见性将发生改变。从传播学角度看，其核心影响在于认知生成机制是否仍然保持多样性与开放性。 如果表达渠道趋于单一，议题结构趋于收敛，那么长期来看，社会在处理复杂问题时的认知弹性，可能面临一定程度的削弱。这一问题，并不局限于个别案例，而具有更广泛的结构性意义。 结语...
文章推介
中美关税战：如何破局？第三方斡旋与直接对话相结合
文 / 毕研韬 一、关税数字升高的背后，不只是经济问题 2025年春，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已高达245%。这个数字的意义早已超出经济范畴，变成了某种“政治宣言”。对美国政界来说，对华强硬已变成了选举语言的一部分；对中国来说，这种高关税是一种霸权压制，是关乎国家尊严的大事。这就使双方都骑虎难下。谁先走第一步，很可能被国内外舆论视为“软弱”或“投降”。于是，谈判变得极为困难。 二、引入第三方：创造一个“台阶” 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第三方调解就显得格外重要。比如欧盟、新加坡、瑞士这样的国家或组织，虽然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可以在中美之间搭建一个中立的沟通平台。 第三方的作用，不只是协调技术细节，更重要的是为双方提供“下台阶”的理由。例如，在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发展援助等议题下重新谈合作，就能让关税问题从“对抗”变成“协调”。这是一种“借题发挥”的技巧，让双方避免正面碰撞。 三、不能只靠中间人：直接对话才有实效 当然，单靠第三方还不够。如果两国始终拒绝面对面沟通，真正的政策调整就没法实现。 中国可以推动恢复中美之间的高层经贸对话，比如设立“关税缓冲窗口”或者“贸易试验区”；美国可以通过任命特使等方式，跳过国内复杂的政治争议，进入更务实的沟通轨道。 最关键的是：用技术性语言来处理政治性分歧，让对话变得“不那么政治”，从而恢复信任。...
为什么中国的大学教师如此“顺从”？
文/米迦勒 为什么中国的大学教师特别好管理？ 这是微信视频号“雨落禅心静”在其作品中抛出的问题， 意思是为什么大学教师如此顺从于管理者？ 管理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压制， 文件规定想一出是一出， 一再试探老师的容忍底线， 结果发现底线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对此，她指出了三个原因。 一是老师本身没钱没权， 二是职业对大学教师的职业约束， 三是大学教师已在硕博阶段接受并通过了“服从性测试“。...
《无界传播》会持续跟踪西藏议题
文/毕研韬 2025年8月23日更新 我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始于2002年秋。那时我刚抵达英国考文垂大学求学，意外收到一封电邮，分析胡锦涛执政后北京对藏政策走向。弹指间已经23年。 截至2025年8月23日，《无界传播》已发表涉藏短文9篇，未来仍将以传播学的视角观察、记录和解析相关议题。 诚挚欢迎各界朋友参与讨论与交流。Email: bytaishanATsina.com 以下是《无界传播》已发布的涉藏文章。 1.追忆：毕研韬教授拜访第十七世噶玛巴（大法王） 2025-02-16 毕研韬教授第一次拜会第十七世噶玛巴。 2.祝藏族朋友新年快乐! Happy...
全球同行持续关注毕研韬教授研究成果
作者：唐玥宸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8日 2026年2月12日，美国独立研究机构China Media Project（简称CMP）发表研究报告《C+：理解中国全球信息影响力的转型战略》，报告引用了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的研究结论。由于CMP团队的调查结论与毕教授早些时期发表的文章略有出入，该报告专门列表比较了二者的不同之处。 在2008年至2022年期间，毕研韬教授主要围绕战略传播（简称SC）开展研究。战略传播起初用于组织传播、公共关系、企业传播等领域，但9·11事件后美国率先将其纳入国家安全实践体系。在地缘博弈加剧的时代背景下，许多国内外同行持续关注毕教授研究成果，涉及战略传播、国际传播、国家形象、认知塑造等方向。 “北约战略传播卓越中心”主办的刊物《Defenc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在2021年春秋号上刊发一篇长文，专题考察中国的战略传播话语。该文介绍了毕研韬、王金岭合著的《战略传播纲要》一书，重点讨论了该书对战略传播的定义。北约这篇文章还介绍了毕研韬、殷娟娟合写的文章，聚焦于社交媒体时代战略传播在边疆治理中的运用。北约研究同时关注了毕研韬、林信焰合署的文章，重点是战略传播在维护“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价值。 2013年2月，莫斯科大学帕申采夫E.H.教授在《公共管理》发表文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战略传播纲要》。文章说，“2011年秋季出版的《战略传播纲要》应被视为中国战略传播概念发展的重要事件。该书作者是毕研韬、王金岭。中国的刘永治将军和张序三将军高度称赞此书，他们和《凤凰卫视》首席时事评论员阮次山共同为该书撰写了序言。” 2026年两位俄罗斯学者在《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学报·国际关系》发表文章说，“在中国战略传播研究领域，毕研韬和王金岭两位学者值得特别关注。2011年，他们提出了中国较为系统、也较为完整的战略传播定义之一”。文章接着说，“毕研韬进一步指出：实施战略传播的首要主体是民族国家。当个人或组织参与战略传播时，他们只是国家战略框架中的组成部分。”文章指出，毕研韬厘清了战略传播与国际传播、策略传播的关系。 台湾战略界对毕教授成果的研究更为细致深入。台湾《陆军学术月刊》（现已改名为《陆军学术双月刊》）在2018年12月发表台湾“国防大学”两位军官的文章，探索战略传播如何运用于南海岛礁争议。文章介绍了毕教授的相关成果，包括战略传播定义、战略传播作业流程、目标受众分类等。...
未来五年，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将如何变化？
未来五年，中国所处的国际贸易环境，将呈现“结构性重组深化、制度摩擦常态化、区域整合加速化”的总体特征。判断这一趋势，不能仅凭短期数据波动，而应从全球规则体系、地缘政治约束、产业链重构和技术变迁四个维度综合分析。 文/毕研韬 一、全球贸易体系进入“低速稳定”阶段 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仍在运转，但争端解决机制功能受限，规则更新滞后。全球贸易增长率已明显低于2001-2015年的高增长阶段。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近年来的预测，中期全球贸易增速大概率维持在温和区间，不会出现系统性崩塌，但也难以恢复高速扩张。 这意味着，中国未来面对的不是“全面脱钩”的世界，而是一个增速放缓、规则更复杂、合规要求更高的贸易体系。贸易本身仍是各国经济的基本支撑，但政治安全因素的权重上升。 二、中美经贸关系将长期处于“管控竞争”状态 中美关系仍是决定中国外贸环境的关键变量。过去几年，美国对半导体、先进制造设备和部分高技术产品实施出口管制与投资审查，这种制度化趋势短期内难以逆转。即便双边对话恢复，高科技领域的限制也不太可能全面松动。 未来五年，中美贸易不会完全脱钩，但结构将持续分层：消费品、农产品和部分中低端制造品仍保持规模往来；高端芯片、关键软件、核心装备等领域将维持较高壁垒。贸易规模可能波动，但真正的变化在于技术边界的制度化划分。这将抬高中国企业的技术替代成本，也倒逼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三、中欧关系呈现“合作与审查并行” 欧盟在“去风险”（de-risking）框架下，加强对关键行业的外资审查和产业保护，同时并未放弃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中国仍是欧盟重要贸易伙伴，欧洲市场对中国新能源、消费电子和机械设备存在稳定需求。 未来五年，中欧贸易总体规模可能保持，但摩擦形式将更加制度化。例如反补贴调查、碳边境调节机制、数据合规审查等工具使用频率可能提高。摩擦将成为常态，但全面对抗概率较低。欧洲内部也存在产业保护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现实张力。 四、区域化趋势将继续强化...
无界传播：弥合官民认知鸿沟，打破阶级意识束缚
文/《无界传播》编辑部 自2025年2月14日发布第一篇文章以来，《无界传播》一直专注认知素养的提升，而弥合官民之间的认知鸿沟则是核心目标之一。我们深刻认识到，阶级思维在社会治理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实中，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归类到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中，并基于这一认知框架思考与行动，而这种思维固化已成为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一大隐患。 阶级思维的固化：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认知误区 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误解，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打破阶级思维的束缚：认知素养的力量 《无界传播》致力于打破阶级思维的束缚，尤其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认知误区。我们认为，认知素养是帮助个体和群体突破固有阶层认知、跨越阶级壁垒的关键。通过提升批判性思维、开放性思维和跨文化理解，大众与精英都能更好地理解他人视角，消解误解和偏见。 《无界传播》的工作方向包括： 结语：认知觉醒，突破阶级界限 《无界传播》的核心目标之一是通过推动认知素养的提升，弥合官民认知鸿沟，打破社会中的阶级思维束缚。我们希望通过持续的教育和倡导，帮助个体和群体跨越固有的认知框架，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角色，消除阶层之间的误解与对立，最终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公平的社会。 当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能够超越固有的阶级思维，跨越阶层与文化的界限，共同理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社会就能朝着更加包容、理解和协作的方向发展。我们认为，认知觉醒不仅事关个体素养的提升，更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世界和平的关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