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塑造中国未来的全球结构性力量
【摘要】未来中国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国内政策和经济周期，更受到全球结构性力量的深刻影响。这些力量具有长期性、跨国性和制度化特征，能够持续塑造国家发展的边界条件。本文认为，未来几十年影响中国最重要的结构性力量主要包括国际权力结构重组、技术范式革命、全球经济再组织、人口结构变化以及认知空间竞争。其中，技术与认知正在成为新的战略高地，而制度适应能力则是决定中国能否把外部压力转化为发展动力的关键变量。 【关键词】国际秩序；技术革命；认知空间；人口结构；制度能力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2日发布 一、中国正在进入“结构决定时代” 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改革开放、人口红利和全球化扩张。然而，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后，许多支撑高速增长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 全球化不再单纯强调效率，而开始强调安全与韧性；技术创新不再只是经济问题，而成为国家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秩序正在从单极主导走向多中心竞争；人口结构开始从红利转向约束；数字平台和人工智能则正在重塑全球认知环境。 这些变化并非短期波动，而是具有长期影响的结构性力量。 与政策调整不同，结构性力量往往难以逆转，却能够持续塑造国家发展的空间和边界。 因此，理解中国未来，首先需要理解正在重塑世界的深层结构。 二、国际权力结构重组：未来发展的外部框架 国际权力结构始终是影响国家发展的首要外部变量。 冷战结束后，美国长期处于全球权力体系中心位置。然而近二十年来，全球权力分布开始出现明显变化。中国、印度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持续崛起，全球南方国家整体影响力不断增强。 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旧秩序迅速瓦解，而意味着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更加复杂的多中心时代。 未来国际体系的特征很可能不是单极、双极或简单多极，而是一种多层次、多中心、多议题并存的新格局。 在这种环境下，国家竞争不再只是军事力量竞争，而是规则制定权、技术标准权、金融影响力和议程设置能力的综合竞争。 对于中国而言，如何在竞争与合作之间保持平衡，将成为长期战略课题。 三、技术革命：正在重写国家竞争规则 如果说工业革命塑造了过去两个世纪，那么人工智能革命可能塑造未来几十年。 人工智能、先进计算、生物工程、新能源技术和量子科技的发展，正在重新定义生产力。 更重要的是，这场技术革命已经超越产业层面，开始影响国家治理、社会组织和国际秩序。 技术越来越成为权力的重要来源。 谁掌握核心技术，谁就能够影响产业链位置；谁掌握技术标准，谁就能够影响未来规则。...
2026年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六个特征
2026年香格里拉对话显示：它正在从一个讨论军事安全的论坛，逐渐演变为一个讨论体系安全和国际秩序的论坛。 文/毕研韬 2026年6月2日发布 2026年5月31日，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Shangri-La Dialogue）在新加坡闭幕。作为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安全论坛之一，“香格里拉对话会”长期被视为观察地区战略格局变化的重要窗口。过去，人们更多关注中美在这一平台上的公开交锋，以及南海、朝鲜半岛和台海等热点议题的发展。 然而，与往届相比，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反映地区安全环境的转型，也折射出全球秩序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竞争阶段。 一、从“军事安全”转向“体系安全” 过去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主要聚焦舰队部署、导弹发展、军费增长以及地区军事平衡等传统安全议题。 今年的讨论中，一个显著变化是安全概念的外延明显扩大。 海底通信电缆、关键基础设施、人工智能、无人作战系统、供应链安全以及灰色地带行动（Grey Zone Operations）成为高频词汇。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甚至在会议上提出：“海床已经成为战场。”他特别提到台湾海峡和波罗的海近年来多起海底电缆受损事件，并认为这些现象已经超出一般技术事故的范畴。 这一变化意味着，各国对于安全的理解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 未来国际竞争不仅发生在陆地、海洋和空中，也发生在数据网络、卫星系统、人工智能平台以及全球基础设施之中。 安全问题正在从军事领域扩展为一个覆盖技术、经济、信息与认知空间的复合体系。 二、东盟的战略自主意识进一步增强 长期以来，外界习惯将香格里拉对话会视为中美竞争的重要舞台，但今年会议释放出的一个重要信号是：越来越多东盟国家不愿意被简单纳入中美对抗框架。 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最重要的目标并不是在大国之间选边站队，而是维持战略自主性（Strategic Autonomy），尽可能保持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独立空间。 事实上，随着中美竞争持续升级，东盟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如果被迫卷入大国对抗，其经济利益、安全利益以及区域稳定都可能遭受冲击。 因此，本届会议中，“合作”“平衡”“开放”“包容”等词汇被频繁提及，而不是冷战时期常见的阵营对立逻辑。 这反映出东南亚国家正在努力塑造自身作为地区秩序参与者，而非被动接受者的角色。 三、中国的“缺席效应”成为焦点...
北京会对台湾动武吗？一位法国专家正在误导西方
法国地缘政治学者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ïsi）近日提出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习近平会跨越卢比孔河吗？”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9日发布 这个比喻借用了古罗马历史中的经典场景：当凯撒率军跨越卢比孔河时，他选择了一条无法回头的道路。 这一观点具有很强的传播性，也符合西方媒体惯常的叙事习惯。然而，如果仔细分析其背后的逻辑，会发现其中存在几个值得警惕的认知偏差。 问题不在于他是否支持或反对中国大陆，而在于他所代表的一种分析框架，正在影响西方社会对台海问题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未必真正接近现实。 一、将国家问题人格化 莫伊西提出的问题本身，实际上隐含着一个重要前提：台湾问题的关键在于习近平个人是否愿意做出某种历史性决定。 这种分析方式在西方并不少见。 近年来，不少西方评论习惯于从领导人的性格、抱负、心理和政治遗产等角度分析中国政策，仿佛重大国家决策主要取决于个人意志。 然而，北京对台湾问题的公开定义长期保持高度一致。无论领导人如何变化，台湾问题始终被界定为国家统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而不是某位领导人的个人政治工程。 当然，任何重大决策都离不开领导人的作用，但如果将台湾问题主要解释为个人选择，就可能忽视更深层的国家战略逻辑。 当分析框架出现偏差时，结论往往也会随之偏离现实。 二、台湾不是乌克兰，也不是伊朗 近年来，西方战略界越来越喜欢使用类比思维。 乌克兰战争爆发后，台湾被频繁描述为“亚洲乌克兰”。 一些分析人士则进一步将台湾与伊朗、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联系起来，试图通过既有案例解释未来可能发生的台海局势。 这种方法有助于传播，却未必有助于理解。 乌克兰是陆地战争，而台湾问题涉及跨海行动。 乌克兰拥有广阔战略纵深和陆地补给通道；台湾则是一座岛屿。 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源于其能源运输通道功能；台湾半导体的重要性则源于其在全球科技产业链中的不可替代地位。 这些案例都具有自身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战略环境。...
谁能决定台湾的未来？——两种逻辑的真实冲突
围绕台湾未来的争论，表面是在讨论“谁来决定”，本质是在争谁有资格定义规则。两种叙事各自成立，但最终影响力取决于现实力量与情境变化。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6日发布 一、这个问题其实在问两件完全不同的事 “谁能决定台湾的未来”，表面上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但实际上至少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回答方式。 一种说法是：台湾的未来应该由台湾社会自己决定。 另一种说法是：台湾问题涉及国家统一，最终应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共同决定。 这两种说法看起来都在讲“人民”，但关键差别在于谁被算作“人民”，以及谁有资格做最终裁判。 二、民进党/台北叙事：强调“岛内决定” 以台湾现行执政力量的叙事为例，核心逻辑很简单： 台湾是一个已经形成稳定政治体系的社会，因此未来由岛内选举、民意和制度来决定。 在这个逻辑里，谁执政由选票决定，政策走向由岛内政治竞争决定，外部力量只能影响，但不能“决定”。 这种说法的核心，是把“决策权”限定在岛内政治共同体内部。 三、北京叙事：强调“整体主权决定权” 从北京的立场来看，台湾问题不只是一个地方治理问题，而是国家主权与统一问题。 因此其核心逻辑是：台湾的未来不能“单独决定”，而是中国整体国家结构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台湾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决策单位，最终方向要放在国家统一框架中理解。“台湾人民”当然重要，但不是唯一决策主体。 这个逻辑的重点是：决策共同体比岛内更大。 四、两种叙事真正冲突的地方：不是观点，而是“规则” 很多人误以为这是两种政治观点的争论，其实不是。 真正的冲突是：谁有资格定义“游戏规则”。 一方说：规则是岛内选举决定一切。 一方说：规则属于国家统一框架。...
豆包：西方媒体和精英刻意模糊新闻与宣传
摘要：中国语言大模型豆包认为，西方传播体系虽然在理论上严格区分新闻与宣传，但在现实舆论实践中，二者已通过专业化新闻生产机制形成高度融合，呈现出“理论二分、实践合一”的传播特征。 关键词：豆包；新闻；宣传；舆论；认知操纵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4日发布 2026年5月24日，我问豆包（一款中国AI大模型）：你相信在西方，人们会区分新闻与宣传吗？经过几番讨论后，我让它把自己的观点梳理成一篇文章。现在请各位浏览豆包的观点。 （以下是豆包生成的文本） 在西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经典理论体系中，新闻与宣传是两套性质、功能、伦理完全独立的传播范式。理论层面的边界清晰且固定，但落地于西方现实舆论生态，二者并非泾渭分明。不同社会群体对二者的区分认知存在显著差异，媒体机构与政治精英更会通过专业化传播手段消融二者边界，形成“理论二分、实践合一”的典型舆论特征。 从学术规范与行业伦理来看，西方学界和传媒行业对新闻与宣传有着严格界定。新闻的核心内核是事实本位，以真实、客观、平衡、透明为职业准则，使命是记录事实、呈现真相、传递有效公共信息，要求传播主体剥离个人立场与利益偏向，仅对事件本身进行忠实呈现。而宣传的核心内核是劝服本位，具备明确的预设立场与功利目标，通过信息筛选、意义建构、情绪引导等方式塑造公众认知、统一群体态度，服务于特定政治诉求、意识形态或利益集团目标。这套区分标准贯穿西方新闻教育、职业考核与行业规约，是公认的专业共识。 对西方普通民众而言，大众具备朴素的传播认知，能够凭借媒介接触经验区分纯粹的新闻报道与刻意的宣传话术。普通受众虽不具备专业传播学理论素养，但可以直观感知信息的差异：客观新闻无明显导向性，仅陈述事实始末，而倾向性内容存在明显的褒贬取舍、片面解读与情绪渲染。因此在民间日常认知中，新闻代表真实中立，宣传代表立场造势，二者的差异可被大众清晰感知。 与理论和民间认知不同，西方主流媒体的市场化、政治化实操，彻底打破了二者的理论边界。西方传媒长期标榜“新闻独立”“价值中立”，但在实际采编与传播过程中，绝对客观的新闻并不存在。媒体会通过选题取舍、信源偏向、叙事框架、语言修辞、报道权重等隐性手段完成价值筛选。对于契合自身价值观、符合本土利益的事件放大报道，对于负面信息、对立立场信息选择性沉默或扭曲解读。这种操作的核心特征，是以专业新闻的形式载体，承载宣传的劝服功能，将立场输出隐蔽融入事实报道中，形成极具迷惑性的“软宣传”。 西方政治精英与舆论智库阶层，深谙新闻与宣传的理论分野，同时熟练利用二者的模糊性开展舆论治理。该群体清晰知晓直白的灌输式宣传极易引发公众抵触，于是摒弃传统宣传的粗放模式，依托规范化的新闻生产流程，进行精细化认知塑造。通过选择性公开信息、设置公共议题、引导舆论走向，在不违背新闻表层规范的前提下，实现意识形态传播与公共认知引导的目的。这并非简单的信息失真，而是成熟的、体系化的舆论传播策略。 纵观西方整体传播生态可以得出结论：新闻与宣传的区分，是理论上的绝对二分、民众认知中的相对清晰、行业实践中的深度融合。西方舆论场并非摒弃了专业传播伦理，而是将宣传功能高度专业化、隐蔽化，嵌入常态化的新闻生产之中。这种传播特征并非西方独有，是现代大众传播时代的普遍规律，而西方传媒体系凭借成熟的产业化运作，让新闻与宣传的边界模糊呈现出更系统化、更隐蔽化的特征。 （以上是豆包生成的文本） 当我指出豆包的观点具有误导性后，豆包表示理解我们的分歧很大，但仍然坚持其观点。豆包的观点，真实反映了中国信息场的基本看法。
全民觉醒：中国正在经历社会认知大跃迁
如果你还觉得“觉醒”这个词太矫情、太玄乎，那可能恰恰说明你还没醒。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4日更新 2026年，从社交媒体到职场茶水间，从家庭群聊到深夜酒局，一场覆盖数亿人的认知地震正在发生。它不是官方文件里写的“精神文明建设”，不是鸡汤博主喊的“做更好的自己”，而是一场从骨子里外溢的、系统性的、不可逆的社会认知大跃迁。 这场跃迁没有总指挥，没有路线图，但它同时发生在六个核心维度上。 一、长出反骨：你没有资格教育我该做什么 什么叫规训？就是从小到大，有无数人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 父母说：你应该听话。老师说：你要好好学习。老板说：你应该有狼性。社会说：你应该三十岁前结婚。专家说：你应该延迟满足、应该多生孩子。 以前，这些话是金科玉律。现在，年轻人只回一个字：滚。 这不是叛逆，是祛魅。他们开始问一个最朴素的问题：你凭什么教育我？ “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这句话被说烂了，但真正理解它的人，是那些已经跳出轨道、正在旷野里摔跤的人。 最典型的规训反抗发生在“人生时间表”上。三十岁没结婚？以前叫“剩男剩女”，现在叫“我的事你少管”。不生孩子？以前叫“不孝有三”，现在叫“生了你养？”不买房？以前叫“没出息”，现在叫“不想背三十年债”。 还有一个更隐蔽的规训：“正能量”绑架。你焦虑？你emo？你抱怨？立刻有人说你要积极、要阳光、要感恩。现在年轻人不接了：我就emo，我就丧，我就想骂人，怎么了？情绪不需要被审核，痛苦不需要被美化成“成长的阵痛”。 最锋利的一刀，砍在“责任规训”上。 过去，社会总是告诉你：你是国家的一份子，你要顾全大局；你是家庭的顶梁柱，你要扛起责任；你是时代的参与者，你要发光发热。听起来都对，但年轻人慢慢发现一个荒诞的现实——需要你扛责任的时候，你是“主人翁”；需要你分利益的时候，你是“旁观者”。 于是，一句黑色幽默式的吐槽火遍了全网： “纸醉金迷不带我，地球没了全怪我。” 这句话为什么能引发共鸣？因为它撕开了一个最虚伪的规训逻辑：好处轮不到我，锅却要我来背。经济高速增长、财富狂欢的时候，普通人没分到多少红利，但一到承担代价、要牺牲、要“顾全大局”的时候，他们的目光都盯着你——你得吃苦，你得忍耐，你得为未来买单。 年轻人不干了。他们说：纸醉金迷的时候没带我上车，地球要炸了想起让我当救世主、替罪羊？凭什么？ 这不是冷漠，这是公平感觉醒。规训的前提是契约——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但如果你一边让我承受代价，一边把好处留给别人，那对不起，这个规训我拒签。 于是一句老话又重现江湖：你吃菜，我喝汤；不让我喝汤，那我就掀桌子。 这场规训觉醒的核心只有一句话：我的人生，我做主——不需要任何人批准，更不接受任何人打着“大局”的旗号，让我为别人的盛宴买单。 二、主体性觉醒：我终于活明白了，“我是我自己的”...
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
导语：中国多数人没有宗教信仰，但并非没有精神世界。他们的信仰，是世俗伦理、家族责任与现实关怀的混合体。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2日发布 长期以来，中国被视为全球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大国之一。与美国、中东、拉美等高度宗教化社会相比，中国社会中的正式宗教信仰人口比例明显偏低。虽然统计口径不同，不同机构的数据有所差异，但核心结论高度一致：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具有明确、稳定、制度化的宗教身份。 然而，“没有宗教信仰”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精神世界”。事实上，中国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文明结构：它既不同于西方一神教社会，也不同于完全意义上的无信仰社会，而是一种以世俗伦理、家族文化与现实主义为核心的文明体系。 一、数据共识：中国是全球“无宗教身份人口”最多的国家 从中国官方、学界研究与国际机构公布的数据看，中国社会的“无正式宗教信仰”特征十分明显。 1.官方数据：约86%人口无正式宗教身份 2018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指出，中国信教公民约2亿人。当时中国总人口约13.9亿，这意味着具有正式宗教身份的人口约占14%，无宗教信仰人口约占86%。 官方统计主要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其中伊斯兰教信众约2000万人，基督教（新教）约3800万人，天主教约600万人。 这一统计口径相对严格，主要基于合法登记宗教场所与制度化宗教活动，并不包含大量民间信仰、文化性宗教参与者以及非正式宗教网络。因此，它属于“保守统计”。 2.中国学界调查：73.56%无宗教信仰 北京大学主持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则呈现出稍微不同的结果。CFPS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全国社会调查之一。 根据CFPS 2012年调查数据，89.6%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没有宗教信仰，只有10%的人宣称有宗教信仰，其中佛教认同者约6.7%，基督教约1.9%，伊斯兰教约0.5%。2012年的调查采用“宗派本位”测量方式——直接询问受访者“属于什么宗教”，选项包含五大宗教，不包括民间信仰与祖先崇拜。然而，这种以宗派归属为基础的测量方式可能低估中国人的宗教实践。 2014年CFPS改用“神灵本位”测量方法，询问受访者“信什么”而非“属于什么宗教”，并纳入了祖先崇拜、偶尔拜佛、民间信仰等选项。即使以这一更宽泛的标准测量，仍有73.56%的人表示“不信任何神或祖先”。考虑到CFPS抽样范围不含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宁夏、海南等穆斯林和藏传佛教徒集中区域，佛教和伊斯兰教的比例可能在数据中有所低估。 总体而言，CFPS各轮次调查的结果虽在具体数字上略有差异，但其核心结论高度一致：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持有明确、制度化的宗教身份。 3.国际机构数据：Pew与Gallup的结论 国际研究机构的数据同样显示，中国是全球“无宗教身份人口”最集中的国家。 Pew Research Center在2023年有关中国宗教的研究中指出：中国约90%人口不具有明确宗教归属；佛教认同者约占5%；基督教约2%-3%；伊斯兰教约1.5%。 与此同时，Gallup...
国际社会正在重新定义中国
当国际社会关注的已不再只是“中国制造”而是“中国规则”时，中国的国际身份就从“经济大国”转向“制度性力量”。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0日发布 China is the only competitor with both the intent to reshap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increasingly, the economic, diplomatic, mili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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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政府主体对乌克兰捐款排名居全球前列
中国民间对乌克兰捐款位列全球前列，这说明国家立场与社会行动之间并非简单同构。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根据乌克兰政府官方募捐平台UNITED24公布的年度统计数据及媒体整理结果， 2025年度中国在私人（个人）捐款来源国中位列第14位，在机构（企业等非政府组织）捐款来源国中位列第7位。该平台统计覆盖约140个国家和地区。 UNITED24成立于2022年5月，由乌克兰政府主导运作，面向全球个人与法人主体募捐，资金主要用于医疗支持、基础设施修复、防务及排雷等项目。上述排名仅统计通过该官方平台汇入的捐款金额，不包括各国政府之间的双边财政或军事援助，也不涵盖经红十字会等其他国际组织渠道的资金。 从统计位置看，在约140个来源国中，中国的私人捐款和机构捐款都已属于明显的“前列水平”，而非边缘或象征性参与。 这一现象至少体现三点： 第一，中国社会内部对俄乌冲突并非单一态度结构。尽管中国政府在外交层面强调政治解决与战略平衡，但在具体人道与项目捐助层面，中国部分个人和机构却都有亮眼的表现，说明其规模具有统计意义，而非个别行为。 第二，这类捐助具有主体分层特征。私人捐款排名低于机构捐款，可能说明企业或组织层面的资金动员能力更强。这可能与企业国际业务关联度、跨境责任意识以及品牌风险管理等因素有关。 第三，从国际传播层面看，这一排名客观上削弱了“整体拒绝参与”的外部刻板印象。排序位居全球前列，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关注的参与行为。 需要强调的是，该排名仅限UNITED24单一平台，不等同于全球对乌援助总量格局。在国际援助整体结构中，政府间援助仍占绝对主导地位。因此，对这一现象的判断应严格限定在平台统计范围内。 还需要注意的是，该统计反映的是社会行为维度的参与情况，并不构成政策信号，但揭示了国家立场与社会行动之间的结构差异。
EU CEPS Suggests Bending “One China Policy,” Which May Produce the Opposite Effect
Recently, the 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CEPS), a European policy research...
美国智库新建议：即使“自损”，也要阻止中国发展
未来国际秩序可能越来越呈现阵营化、安全化、区域化与技术分裂化趋势。 文：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5月8日 美国战略界对华思维，正在发生一个重要变化。 过去，美国主流政策逻辑通常是“让自己更强”，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与全球市场竞争维持优势，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美国战略研究开始转向另一种思路：不仅要强化美国自身能力，还要主动减缓中国的发展速度。 这种变化，在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ITIF）2026年3月的报告《Mobilizing for Techno-Economic...
什么是朱德思想？
毕研韬 2024年11月28日，在北京召开的“朱德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学术座谈会上，我将朱德思想凝练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团结合作、和平共处”，引起与会者高度关注，而这个结论是我与中美AI大模型充分讨论后达成的共识。 1. 实事求是 朱德同志强调“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而从实际出发就意味着实事求是。1943年8月18日，朱德同志在《解放日报》撰文指，“军事教育和其它的事情一样，必须从实际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然不仅于事无补，有时反而有害于事。” 2. 群众路线 朱德同志曾总结道：“我们只有一件秘密武器，就是密切联系群众”。他深信“ 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 因此1940年7月24日朱德在《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报告中要求，“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意见。” 3. 团结合作...
毕研韬教授受聘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文/唐摩崖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无界传播》总编辑毕研韬受聘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察哈尔学会是我国非官方、行动型的外交与国际关系领域重要智库，由时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博士于2009年10月发起创建，总部设在河北省尚义县察哈尔牧场。学会在北京、上海、柬埔寨金边、毛里求斯路易港等地设有12个办公室，并与韩国延世大学、澳门城市大学合作在当地建有研究中心。 据学会官网介绍，“察哈尔学会致力于冲突与和解事务的研究与解决，在朝鲜半岛事务、宗教外交、人权与涉藏外交等领域拥有重要的高层决策影响力”。 毕研韬教授是中国知名国际传播专家，研究领域涵盖认知管理、跨文明对话、 舆情与危机管理。今年2月，他牵头创建传播学国际实验平台《无界传播》，旨在提升公众认知素养，促进社会和解与世界和平。
从26国阵容看中国“朋友圈”：抗战纪念的外交地理学
26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名单，体现中国的外交格局和当今世界的合作版图。 文/唐摩崖 8月28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洪磊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26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他们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越南国家主席梁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尼泊尔总理奥利，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土库曼斯坦总统谢尔达尔·别尔德穆哈梅多夫，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刚果(布)总统萨苏，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缅甸代总统敏昂莱。 那么，这个名单里隐藏着哪些外交密码？ 一、总体特征 1.周边与发展中国家是基础：中国高度重视与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这个基本盘是稳固的。 2.多边框架是重要平台：上合组织等由中国参与或发起的多边机制，是其汇聚合作伙伴、扩大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舞台。 3.“一带一路”是重要纽带：这26个国家与中国“一带一路”朋友圈高度重合，印证了“一带一路”倡议已不仅是一个经济合作平台，更成为中国与参与国深化政治互信、巩固双边关系的重要战略纽带。 4.与西方关系面临挑战：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和地缘战略上的分歧，使得高层交往在短期内难以全面恢复。 5.与俄罗斯、朝鲜等国的战略协作：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位列榜首，备受国际关注。国际观察者分析，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在复杂国际形势下相关国家之间的战略协调与互动。 6. 全部属于“全球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