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还中国文物
归还中国文物：1970年UNESCO公约框架下的审视
归还中国文物既关乎历史正义，也受制于联合国公约等国际规则框架，其关键不在情绪表达，而在于如何将正当诉求转化为具有国际说服力的规则语言。 文/唐摩崖 2026年5月2日发布 一、问题的提出：从情绪争议到规则分析 近年来，西方归还中国文物议题在公共舆论中持续升温。一方面，个别西方国家与博物馆开始释放出开放的返还信号；另一方面，中国舆论中出现了明显的情绪化表达，将复杂问题简化为“正义与不正义”的直接对立。 这种表达并非毫无根据，但如果停留在道义愤怒层面，容易遮蔽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文物归还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究竟是如何被界定、约束与推进的？换言之，归还中国文物，首先是一个“规则问题”，其次才是“情绪问题”。在这一点上，1970年UNESCO公约Convention on the Means of Prohibiting and Preventing the Illicit Import, Export and Transfer of Ownership of Cultural...
文章推介
为什么中国的大学文科教育被轻视？
文/ChatGPT 中国大学的文科教育长期存在一个悖论：学生数量仍然可观，但在社会认同、资源配置和政策倾斜上却相对处于弱势。理解这一现象，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维度进行系统分析，同时关注不同群体对文科教育的态度和行为逻辑。 一、经济逻辑：市场导向、资源偏倚与经费短缺 在经济结构和产业需求的双重作用下，社会和高校管理层普遍将教育与经济回报直接挂钩。理工科专业能够快速对接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就业市场，因此受到政策、经费和社会关注的优先支持。 相比之下，文科教育的贡献不易量化，其产出主要表现为批判性思维、社会洞察力、文化理解与伦理判断。这种长周期、间接性的价值难以被短期经济指标衡量，导致文科院系在招生计划、科研经费和职称评定等方面处于劣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科课题的科研经费普遍较少。这不仅限制了文科教师开展大型调研、跨学科合作和国际交流的能力，也直接影响科研产出和学术影响力。在绩效考核与排名体系中，科研经费和产出是重要指标，资金不足使文科教师在考核中处于劣势，从而形成“经费—产出—考核”的负循环。 二、政治逻辑：思想的敏感性与制度控制 文科教育的核心在于反思社会、质疑权力、分析价值，而这些能力恰恰触及政治权力最敏感的领域。中国高校的文科院系在意识形态和社会责任的双重框架下，往往被要求在学术探索与政治安全之间找到平衡。 这种政治环境产生了双重影响：文科被承认“重要”，承担社会文化、思想引导的功能；文科又被要求“安全”，批判性与独立性受到制度约束。结果是，文科教育在制度上被定位为“必要但受控”，其批判精神和社会反思功能难以充分发挥，社会对文科价值的认知也随之下降。 三、文化逻辑：功利社会与认知偏好 在高度竞争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倾向选择确定性和可量化的路径。理工科代表就业确定性与市场收益，而文科更多关注价值、伦理与公共事务，具有天然的不确定性。 同时，公共讨论空间的有限，使文科教育的社会影响力难以显现。文化心理与社会舆论形成一种反馈循环：文科越被边缘化，社会越难意识到其潜在价值；社会越忽视文科，文科教育自身就越倾向技术化和指标化，进一步弱化了批判性和思辨性。...
中国的大学就是“草台班子”
文/林昭远 在中国，高校的学术声誉早已不再依赖真正的学问积淀，而是倚仗权力运作与宣传造势。学术自由被层层考核替代，治校理念被官僚逻辑吞噬，整个高校体系俨然一台庞大的“草台班子”：表面热闹非凡，实质腐朽空洞，充斥着不懂装懂的领导和唯命是从的跟班。 校长的产生：学术失语，权力主导 中国高校校长的选拔，并非基于学术成就的自然积累，而是由上级任命。然而，上级往往缺乏对具体学科的专业判断，仅仅凭借 “观感”和 “可靠”做出决定。更令人忧虑的是，校长上任后迅速组建的行政班底，同样依据忠诚度和执行力而非专业能力与学术视野选人，导致治学权威严重缺失。 院长的困境：专业被轻视，管理沦为形式 在这样的体系下，学院院长多数不是学术权威，而是行政服从的代表。有的院长对主管的学科知之甚少，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却依然高高在上地管理学院、评判教师。缺乏专业判断力的管理者无力构建公平公正的评价体系，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去鉴别老师的专业水准，因而用人标准简单粗暴：只要听话就行。 强制考核：高校变身行政军营 高校管理的首要使命是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因而把绩效考核、职称晋升和项目评定等学术机制纳入行政掌控。教师不再专注教书育人，而被迫陷入材料堆积、成果包装、项目竞争的无休止“内卷”中。课堂教学按部就班，课题评定充斥利益算计，学术生态急剧恶化。 “草台班子”的代价：浮躁蔓延与学术荒原 这套“外行管理内行”的治理结构，使高校丧失了学术判断力和长远发展目标。教师只顾应付评审，科研成果普遍注水，所谓“双一流”不过是一场排名幻觉。高校间争相“弯道超车”，结果却是整体沉沦。草台班子的闹剧是教育及学术的双重悲哀。...
你什么都信，就会永远穷下去
文/毕研韬 信息洪流裹挟的时代，“什么都信”成了许多人的生存常态：既信速成的财富神话，又信玄学的改命说辞；既盲从“权威”的片面论断，又轻信情绪裹挟的网络流言。殊不知，这种缺乏筛选的“泛信”与不加分辨的“轻信”，本质上都是主体性的失守，最终只会将人推向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困，陷入“永远穷下去”的恶性循环。 “什么都信”的本质，是认知裁判权的彻底让渡。 在这个真相碎片化的后现代社会，信息获取成本极低，但辨别成本极高。“什么都信”并非包容，而是认知上的“躺平”。轻信者将裁判权交给了他人的话术与利益诱导，泛信者则将其交给了混乱的环境与多元思潮。这种判断力的缺位，必然导致决策失效：今天跟风投入虚假项目血本无归，明天盲从错误理念错失机遇，后天在矛盾的价值观中摇摆不定。认知的贫困，从来都是一切贫困的根源，它让人在复杂的社会博弈中，永远处于被收割的底层。 “穷”的深层逻辑，是生命能量的无序耗散。 传统文化讲“信为道源功德母”，真正的“信”是支撑人前行的精神锚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笃定。而“什么都信”的人，其“信”廉价而善变，如同五行缺土，水多荡之。他们今天信奉“内卷致胜”，明天追捧“躺平无忧”，后天又沉迷“玄学改运”。生命能量就在这种反复横跳中不断熵增。没有坚定的信念作为支撑，行动便失去了方向，即便偶尔获得短暂的物质收益，也终究难以长久。更可悲的是，当一个人的“信”变得毫无原则，不仅会失去他人的信任，更会陷入精神上的漂泊与空虚——这种灵魂层面的贫瘠，远比物质匮乏更令人绝望。 破局的关键，在于从“迷信”跃迁到“智信”。 我们反对“什么都信”，并非提倡“什么都不信”的虚无主义。真正的富足，始于建立以自我为主体的认知框架。这需要我们用逻辑与实证过滤信息，用阅历与规律检验信念。如同佛家倡导的“智信而非迷信”，我们既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接纳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与现代科学的新知，又要守住坚定的底线，不轻易盲从，不随波逐流。 在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最大的财富从来不是信息的堆砌，而是清醒的认知与坚定的信力。别让“轻信”与“泛信”消耗掉你的判断力与生命力。唯有守住内心的清明与笃定，锚定方向，方能积累起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富足，打破“永远穷下去”的魔咒。 后记：本文虽以个体认知为切入点，但直击战略传播的核心命题：在信息过载与认知战常态化的当下，个体“泛信”与“轻信”本质上是主体性失守与判断力让渡，这既是劣质信息扩散的微观根源，也是认知防御的薄弱环节。本文倡导的“智信”理念，以逻辑与实证锚定认知边界，既是对全民媒介素养提升的专业回应，也是将战略传播从宏观策略落地到个体实践的关键抓手，完全契合本号深耕前沿、守护认知疆域的核心定位。
穆斯林旅游市场：为何成了全球争夺的新蓝海？
在全球旅游版图上，穆斯林市场成了新蓝海。 文/毕研韬 无论是阿联酋的奢华购物季，马来西亚的清真度假村，日本和韩国的清真餐厅，还是香港、台湾推出的穆斯林友好措施，都表明各国（地区）正在加快布局这一细分市场。那么，这个市场缘何成为全球争夺的新蓝海？ 一、庞大的消费规模与增长潜力 根据迪拜伊斯兰经济发展中心与 Dinar Standard 发布的《全球伊斯兰经济状况报告》（SGIE），2022 年全球伊斯兰经济总体消费约为 2.29 万亿美元，涵盖食品、时尚、媒体、旅游等多个领域。其中，旅游板块在全球非必需消费中占据重要位置。 Mastercard–CrescentRating...
Coventry University: The Turning Point in My Life
By Bi Yantao, Hainan University, China In a world increasingly shaped by...
【向中南海推荐】国际传播专家吴金君
文/毕研韬 在全球博弈日益加剧的当下，国际传播早已不是软性外交的附庸，而是关涉国家安全、发展空间与战略格局的核心能力。正如当前国际语境所揭示的，国际传播不仅关乎国家形象的塑造，更深度嵌入制度竞争、产业链安全、技术标准制定与文化认同构建的全域交锋之中。此刻，我们不得不追问：面对语义漂移与政治诉求交织的复杂战场，“国际传播”是否仍是一种全球硬通货？ “春江水暖鸭先知。”从“脱钩”（decoupling）、“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到“去风险化”（de-risking）以及当前愈演愈烈的关税博弈，最先觉察国际局势风向的，往往不是学界和政界，而是活跃于全球市场前线的外向型企业。它们作为市场神经的末梢，最敏锐地洞悉环境变化，也最直观地把握外部社会的底层逻辑。 而在企业内部，营销部门更是面对国际受众与文化语境的“前沿哨兵”。美国行为科学家约翰·亚当斯（John S. Adams）称之为“跨界沟通者”（boundary communicators）。他们精通市场之术，洞察文化之道，不仅在组织内部享有话语权，更能在跨文化场域中开展有效对话。 然而在其它领域，真正具备国际传播素养的“跨界沟通者”并不总能得到理解与支持。他们因深刻认知现实、倡导路径创新，时常遭遇质疑乃至攻击，最终选择沉默以求自保。这种困境，正印证了《论语》中的一句话：“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今天，中国需要让真正“熟稔内外、道术兼修”的“四通人才”走上前台。在此，我郑重推荐吴金君先生。 吴先生自2007年起担任纽约广告节中国首席代表，2009年推动该项目在中国落地。十余年来，他致力于中外传播实践的深度接轨，从高校创意教育到国际广告评审，从创意作品分享会到跨境游学项目，皆有成功布局。2010年至2019年间，他先后在南京大学、人大、清华、复旦、中传、上海交大、浙大、华南理工、香港浸会大学等近百所高校举办两百余场公开课程，单场最高参与人数超过1200人，覆盖全国传媒、广告、创意设计等主干学科，影响深远。 更为可贵的是，吴金君先生始终坚持传播逻辑与传播语言的本土化探索。他深知：真正有效的国际传播，必须以“理解他者叙事逻辑”为前提，不仅要讲述中国的故事，更要让对方听得懂、愿意听、能共鸣。这既关乎内容，更关乎表达；既需要文化自信，也需要传播智慧。 2024年，吴金君先生担任纽约广告节大中华区首席代表，并推动设立“纽约节大中华区实效奖”，这是中国传播力量深度嵌入国际话语机制的重要一步，不仅是一项荣誉，更是一种制度性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