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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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发布新报告:剑指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

欧盟关注的不再只是信息是否真实,而是信息传播背后是否存在组织化影响行为。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0日 近年来,国际传播领域正在发生一场深刻变化。过去被视为信息交流、媒体传播和公共外交的问题,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框架之中。2026年3月12日,“欧盟对外行动署”(EEAS)发布第四份《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威胁报告》(4th EEAS Report on 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 Threats),再次引发国际社会关注。 这份报告不仅是一份舆情分析文件,更反映出欧盟对于国际传播、跨境信息流动和认知安全问题的最新认知与制度安排。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折射出国际传播安全化趋势正在进一步深化。 一、从“虚假信息”到“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 长期以来,欧盟一直关注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问题。然而近年来,欧盟逐渐认为,仅仅关注信息真假已经不足以解释复杂的信息环境。许多影响活动并不依赖虚假内容,而是通过选择性呈现、议题设置、情绪放大、网络协同行动等方式影响公众认知。 在这种背景下,欧盟启用了新概念——FIMI(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即“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 根据欧盟的定义,FIMI并不等同于虚假信息,而是指外国行为体通过协调化、系统化方式,对信息环境实施影响,以达到政治、战略或地缘目标。 这一概念的出现,标志着欧盟治理重点已经从“内容真假”转向“影响过程”。换句话说,欧盟关注的不再只是信息是否真实,而是信息传播背后是否存在组织化影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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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ding China Beyond Headlines

By Bi Yantao Published on June 19, 2026 For four decades, my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journey has been closely connected w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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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智库:中国改变涉台叙事策略

近年来,国际社会围绕台湾问题的叙事竞争持续升温。2026年6月,加拿大蒙特利尔全球安全研究所(Montreal Institute for Global Security,MIGS)发布报告《Guarding the G7: Countering Beijing’s Interference Operations》(《守护七国集团:应对北京的干预行动》),其中专门讨论了中国涉台传播策略的变化。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6月15日 报告认为,不同于过去直接阐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中国近年来在国际传播中更加重视议题框架和认知环境的塑造。这一判断引发了国际战略传播研究领域的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反映的是加拿大智库对中国传播活动的分析框架,其结论并不代表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但为观察当前国际叙事竞争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案例。 一、从立场传播到框架塑造 根据MIGS报告的分析,中国涉台传播近年来出现了一种值得关注的变化。 报告认为,过去相关传播活动往往围绕历史、主权、统一等议题展开,立场表达较为明确;现在,传播内容越来越多地强调台海局势的复杂性、地区稳定的重要性以及冲突可能带来的风险。报告将这种现象概括为“中立化叙事”(neutralization narrative)。 按照报告的解释,这种传播方式并不一定试图说服外部社会接受某一特定政治立场,而是通过强调风险、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引导外部受众对台湾问题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 从传播学角度看,这实际上涉及一种常见的传播策略转变:从直接说服(persuasion)转向框架建构(framing)。传播的重点不再只是提供某种答案,而是影响人们理解问题的方式。本质上这正是西方战略传播理论的精髓。 二、国际传播进入“认知竞争”阶段 MIGS报告将这一变化放在更广泛的国际竞争背景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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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Is Reform in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o Difficult?The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Behind the Challenge

By Bi Yantao Published on June 12,2026 China has invested heavily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ver the past decade, expanding media platforms, training professionals,...

传播学

为什么国际传播改革难以推进?中国的制度困境

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在经历持续扩展与结构性调整,但在制度激励、宣传思维与组织惯性共同作用下,改革往往呈现出“可见推进与深层滞后并存”的复杂状态。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2日 近年来,中国对国际传播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 从中央到地方,从媒体机构到高校智库,从政府部门到社会组织,各类国际传播项目、平台和队伍快速发展。相关投入不可谓不大,参与人数不可谓不多,组织体系也日趋完善。 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投入持续增加,改革呼声不断出现,但国际传播领域的许多深层问题却始终未能得到根本解决。 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少从业者其实已经意识到某些做法需要调整,也知道国际传播与国内宣传存在明显差异,但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却往往难以推动。 这意味着,问题可能并不仅仅出在传播层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国际传播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或许更多来自制度与组织结构层面。 一、不是看不到问题,而是不愿承担风险 许多人习惯把改革困难归因于认知不足,但在国际传播领域,情况往往并非如此。 随着全球传播环境变化,传统国际传播模式面临的局限越来越明显:海外受众结构在变化,媒体生态在变化,传播平台在变化,信息接收方式也在变化。 对于这些趋势,很多管理者和从业人员并非没有认识。 问题在于,认识到问题与推动改革是两回事。 在现有组织运行逻辑下,改革意味着不确定性,而维持现状往往意味着安全。 如果主动推动创新,尝试新的传播机制、新的评价体系或新的工作模式,一旦效果不理想,责任往往会具体落到个人身上。 相反,如果沿用既有做法,即使效果有限,因是照章办事,大家都在这样做,责任风险会被组织体系分散和吸收,很难追究到具体个人。 于是,一种理性的组织选择便出现了: 不改革未必有功,但通常不会有过,而一旦改革不理想,有可能会被追责。 在这样的激励结构下,改革动力自然会受到影响。 二、宣传思维与国际传播逻辑之间的张力 中国国际传播改革面临的另一个深层挑战,是宣传思维与国际传播逻辑之间长期存在的张力。 这里所说的宣传思维,并非贬义概念,也不是针对机构、群体甚至国家的批评。...

传播学

《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MP)是什么

毕研韬采编 2026年6月10日发布 在其官方网站(chinamediaproject.org)上,《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hina Media Project,简称CMP)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项目,专门研究中国境内及全球范围内的中国传媒格局,以及中国共产党所特有的媒体与政治话语体系”。 该项目于2004年在香港启动,当初是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港大新闻”)的研究和奖学金项目,旨在跟踪研究中国传媒格局的演变。 根据目前掌握的公开信息,大概2018年11月左右,CMP脱离香港大学。 目前,该项目注册地是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Wilmington),性质为非营利组织(NPO),但在中国台北设有运营中心。 CMP由钱钢(Qian Gang)与陈婉莹(Yuen-ying Chan)共同创立。钱钢是一位资深记者,著有多部新闻学著作;陈婉莹是一位屡获殊荣的记者与教育者,同时也是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JMSC)的创始人及主任。 如今,该项目与多位记者及合作伙伴携手,持续监测中国新闻传播领域的趋势与最新动态。该项目也积极推动与其他机构及专家的合作,以应对这一具有挑战性的研究领域。 目前项目主任是班志远(David Bandurski)。他长期跟踪研究中国新闻传播体系变化,擅长对中国信息环境进行结构性分析。 在ChinaFile上,2025年3月21日更新的CMP词条称,“CMP如今致力于在全球华语地区推广新闻业和言论自由”。

传播学

Viewing “Visiting Relatives” as Power Games: How Western Media Misreads Xi Jinping’s Visit to North Korea

Author: Bi Yantao Publication on June 10, 2026 After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s recent visit to North Korea, many Western media outlets quickly...

传播学

Why Do Some Countries Fear China’s Growing Influence?

China’s rising global influence — in economy,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 has triggered concern and vigilance in certain countries. This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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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传播学

西藏国际传播:必须回应国际关切,这不是选择题

国际传播的起点,不是表达自己,而是理解受众;不是回避关切,而是真诚回应。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6日 近年来,中国持续增加对西藏国际传播的投入。从媒体报道、纪录片、国际论坛,到邀请外国媒体、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赴藏参访,再到刚刚举行的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可以看出中国希望进一步提升西藏国际传播能力,增进国际社会对西藏的了解。 但要实现传播目标就必须深入思考:国际传播究竟应该传播什么? 这是一个比传播渠道、传播技术更重要的问题。如果传播内容与国际社会的认知关切长期错位,再丰富的信息供给,也未必能够有效促进国际理解。 国际传播当然需要主动讲好自己的故事,但对于西藏这样一个长期被国际舆论关注的议题而言,回应国际关切,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提升传播效能必须完成的一道必答题。 一、国际社会关注西藏,已经成为制度性议题 有人认为,只要持之以恒地进行正面宣传,国际社会对西藏的疑问就会被逐渐化解。然而,现实并非如此。 近一个时期,美国国务院再次发布两份涉藏年度报告。一份依据美国有关涉藏法律,就所谓西藏Negotiations向国会提交年度评估;一份依据《对等进入西藏法》,评估美国人员进入西藏地区的情况。 无论中方是否认同这些报告的立场,它们都反映出一个客观事实:西藏议题在美国已经不是偶发性的外交议题,而是制度化议题。 除上述两份年度报告外,美国国务院每年发布的其它报告中,西藏也几乎都是固定章节。...

亚洲传播学

毕研韬教授提出制度传播理论,推动中国国际传播转型

文/陈晓明 海南自贸港将在2025年底前封关运作,届时将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在当前地缘政治博弈加剧背景下,海南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制度设计,同时受到国际认知环境的深刻影响。优化国际传播路径、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已成为保障海南自贸港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刊文指出,应以“制度传播”取代传统的“政策外宣”,探索一条深度嵌入全球治理进程的国际传播新路径。他提出,国际传播不应止于“讲政策”,而应通过“制度性叙事”,展示中国制度如何有效治理复杂问题,如何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 制度性叙事的核心,是让国际受众“看见”制度背后的逻辑与效果,而不是一味灌输政策信息。传播者应进入对方文化语境,用中性语言、第三方平台和数据支持讲述海南故事,实现制度经验的软性嵌入与价值共鸣。 这篇文章题为《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文章认为,制度传播不仅能增强海南自贸港的国际认知安全,也有助于打造中国地方国际传播的示范区。

传播学

国际传播学者应具备8项基本素质

国际传播不只是“讲好故事”的技术,也不只是地缘博弈的工具,它要求研究者同时具备理解世界、理解传播和进入现实的综合能力。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6日 国际传播正在成为理解国际关系、国家发展和全球社会的重要入口。与此同时,这一领域也越来越容易被简单化:有人把国际传播理解为“讲好故事”,有人把它等同于跨文化传播,也有人将其视为国家形象塑造或舆论竞争,甚至有人将其理解为地缘博弈的工具。 这些理解都触及国际传播的某个侧面,却不足以构成完整的学科视野。如简单化理解国际传播,在理论上存在局限,在实践中则可能产生偏差甚至带来负面后果。 今天,国际传播学者面对的不是一个单纯的媒介问题,而是一个由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数字技术共同构成的复杂系统。 因此,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传播学者,需要具备超越单一学科和单一叙事的综合素养。具体而言,应努力获取以下八项基本素质。 一、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素养 国际传播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信息交换,而是发生在国家利益、权力关系、地缘政治和国际制度之中的社会实践。国家为什么传播、向谁传播、传播什么,以及传播为什么产生不同效果,往往都与国际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因此,国际传播学者至少应理解国际体系、权力政治、软实力、公共外交、战略叙事、国际安全和全球治理等基本概念。只有把传播现象放回真实的国际关系之中,才能避免把复杂的政治问题简单化为传播技巧问题。 二、传播学与跨学科理论素养 国际政治是国际传播的结构性背景,而传播学是国际传播学者的专业根基。...

亚洲

过去十年,台湾发生了哪些深刻变化?

文/毕研韬 过去十年,台湾的人口、产业、国际观、两岸认知都在同时转向,一个全新的台湾已经浮现。 一、人口断层与老龄化挑战 根据台湾当局统计,截至 2025 年 10 月,台湾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达 19.9%,逼近“超高龄社会”门槛。 与此同时,台湾总人口已连续多年自然负增长,新生儿数持续下滑。...

传播学

西方关注中国国际传播新形态:生活方式传播

中国正在从“被讲述”,走向“被体验”。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9日 近年来,中国国际传播出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海外受众接触到的“中国”,不再主要来自传统媒体对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报道,也不完全来自中国官方媒体主动发布的内容,而是通过旅游、美食、城市生活、消费文化、科技产品、影视游戏以及社交媒体上的日常记录进入海外公众视野。西方媒体、智库和学界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变化,并将其视为中国软实力和国际传播方式演变的一个新现象。 一、从官方叙事到日常生活:西方注意到什么 近年来,西方媒体对这一变化的关注明显增加。《外交学者》曾撰文讨论中国软实力的新变化,特别关注时尚、网络影响者(online influencers)和生活品牌在中国国际形象塑造中的作用。与传统公共外交相比,这类传播不再主要依靠官方媒体和文化机构,而是通过商业文化、社交平台和消费产品进入海外受众的日常生活。 美国《华尔街日报》也注意到中国文化产品在海外的扩散。从Labubu到《哪吒2》、从《黑神话:悟空》到中国新能源汽车,中国文化和消费产品正在成为外国消费者认识中国的新入口。相关报道认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正在越来越多地通过商业文化和大众消费产品进入海外市场。 美联社则关注到海外社交媒体上出现的becoming Chinese现象。一些外国年轻用户开始模仿中国人的饮食、养生习惯和生活方式,并分享自己对中国城市、消费和日常生活的体验。这种由普通用户参与的文化传播,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形象宣传存在明显差异。 旅游也成为这一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卫报》关注中国扩大免签政策之后外国游客数量增加的现象,并注意到越来越多外国人开始通过亲身旅行观察中国,而不是仅仅通过本国媒体报道认识中国。中国城市、交通、饮食和消费环境,由此成为国际传播的一部分。 学界的研究也开始从传统媒体转向社交媒体和外国影响者。2026年的一项研究考察了外国TikTok影响者对美国公众中国认知的影响,发现外国影响者的传播互动程度较高,其相关内容能够对受众的中国认知产生影响。欧洲中国问题研究机构也开始关注中国国际传播中传播主体多元化、内容生活化和数字平台化的趋势。...

亚洲北美

美国国会最新报告:未来十年是全球叙事竞争的高峰期

文/毕研韬 11月18日,美国国会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的年度报告,引发美国、欧洲以及亚洲舆论的强烈关注。 这份《2025年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年度报告》(USCC Annual Report)用了少见的尖锐措辞,提出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判断: 中国正在推动一种“可能改写全球秩序”的新力量。 一、这份报告是谁写的?为什么重要? USCC(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由美国国会直接任命委员,其职责是评估中国的发展对美国经济、技术与国家安全的影响。 这份报告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美国国会了解中国的重要依据;常被用于指导美国对华立法和行政政策;一直被视为美国“对华强硬派”的风向标。 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份普通的学术报告,而是美国政治系统对中国的年度“官方判断”。 二、核心警告:中国正在塑造一种“替代性世界秩序” 这次引发全球媒体聚焦的,就是报告中的这一判断:...